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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道华夏九轮回(1)
2020-03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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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自五帝时代开始写起,盖是因为:“书缺有闲矣,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,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”

    但是,唐代之散朝大夫,人称小司马的司马贞,又深感“君臣之始,教化之先,既论古史,不合全阙”,所以,他就“虽复浅近,聊补阙云”,又补记了《三皇本纪》。

    然而,毕竟“三皇已还,载籍罕备”,即便有了这本“聊补阙云”的《三皇本纪》,人们对于华夏历史的整体面貌,还是不甚了了。

    幸好,当今考古学的发展,为我们打开了透视历史的另一扇窗。

    通过考古发现,印证历史传说,我们,现在可以判定,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,是从距今7000年左右开始,波澜起伏,绵延至今的。

    这前后,大体应该分为九个历史阶段,分别是:一,庖犧时代的“木德王”;二,神农时代的“以立四极”;三,五帝时代的“协和万邦”;四,夏商周时代的“家天下”;五,秦汉时期的“中央集权”;六,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夷狄汉化;七,隋唐时代的汉族胡化;八,宋元明清的工商业兴起;九,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。

    下面,我们就来对这九个阶段,进行分别性的回顾和论述。

    第一章  庖犧时代的“木德王”

    第一节   龙从哪里来

    都说我们中华民族是“龙的传人”。

    那么,我们这些“龙的传人”,都是从哪里来的呢?

    考古发现,最早的龙,是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,。

    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块堆塑龙

    随后,就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遗址,仍然是在东北辽西地区。

    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块猪骨堆塑龙

    而到距今6400左右,龙,就出现在了中原地区的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。

   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

    此后,龙又回到了东北辽西地区,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遗址。

   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

    当然,与红山文化遗址相对,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中,也有龙。

   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

    但是,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,比红山文化遗址的年代要晚一些,是距今5800年到5300年。

    在这之后,龙的再次出现,就是在距今4300到3900年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,和距今3800到35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了。

   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盘蟠龙

    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

    由此,我们可以判定,我们的祖先,最先是居住在东北辽西地区的。

    后来,他们逐渐南下统治中原,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。

    第二节   “宓犧”“庖犧”“伏犧”

    那么,我们的祖先叫什么名号呢?他们是对应于史籍记载中的哪一个历史人物呢?

    查《三皇本纪》,上面记载:“庖犧氏······有龙瑞,以龙纪官,号曰龙师。”

   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,而“庖犧氏有龙瑞,以龙纪官,号曰龙师”,这说明,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祖先。

    而我们进一步地分析庖犧氏这个名号中的这个“犧”字,发现这个字,是由“牜”、“羊”、“禾”、“丂”、“戈”几个字组合而成的。

    而“牜”是祭祀品,“羊”是牲畜,“禾”是庄稼,“丂”是图腾——天上挂着的龙,“戈”是兵器,代表战争。

    这不活脱脱的,是对来自北方的、半农半牧、以龙为图腾、尚武好战的一个民族的描绘吗?

    这就正好和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、赵宝沟文化遗址、和红山文化遗址相映证,表明我们的祖先,确实是来自北方,我们的祖先,就是这三个文化遗址的主人啊。

    但是,同样是《三皇本纪》,她却又一会儿说“太皞庖犧氏,风姓,代燧人氏继天而王,母曰华胥,履大人迹于雷泽,而生庖犧于成纪,蛇身人首”;一会儿又说“庖犧氏······结网罟以教佃渔,故曰宓犧氏,养犧牲以庖厨,故曰庖犧”;一会儿又说“庖犧氏······都于陈,东封太山,立一百一十一年崩,按皇甫谧,伏犧葬南郡”。

    这样,我们的一个祖先,就一身扛有“宓犧”、“庖犧”、“伏犧”这样的三个名号啊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一个祖先,会有三个名号呢?

    好像《三皇本纪》也解释了原因,是因为“结网罟以教佃渔,故曰宓犧氏,养犧牲以庖厨,故曰庖犧”。

    这个意思是说,织造渔网去贩卖,教导别人用渔网捕鱼的祖先,就叫宓犧氏;在草原上放牧,于毡包房中祭祀神灵的祖先,就叫庖犧氏。

    那么,伏犧氏呢?

    “伏”,趴卧隐蔽;“犧”——“兮”也。

    伏地而走,可歌可泣的祖先,就叫伏犧氏。

    君不见,“伏犧葬南郡”?

    我们的祖先,本来是来自于北方,可是,他们没有叶落归根,反而死后葬在湖南——“南郡”。

    这是什么原因呢?

    “都于陈,东封太山,立一百一十一年崩”——这就是原因啊。

    我们的祖先,在进入中原,东封泰山,前后不过一百一十一年的时候,就打了败仗,江山崩溃,又回不去东北老家了,只好逃到湖南,最后,也死在湖南。

    所以,“宓犧”、“庖犧”、“伏犧”,都是我们的祖先;但是,他们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代。

    宓犧氏,是属于我们的渔猎时代的祖先;庖犧氏,是属于我们的游牧时代的祖先;伏犧氏,就是属于我们的从半农半牧时代到南下中原以来的祖先。

    所以,这几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呢?

    这几个名号,是伏犧氏的后人们,为了纪念祖先们的业绩,而给自己历代的祖先们所封的谥号。

    那么,这个给自己历代祖先追封谥号的后人,又是谁呢?

    我们看“犧”字里面的“丂”,是天上挂着一条龙。

    那么,我们再看所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龙,哪一种龙,是可以上天的呢?

    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龙,实际上就是恐龙,是古人根据它们所看到的恐龙化石想象出来的,这种龙,是不可能上天的;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龙,是猪首蛇身之龙,猪和蛇都不是天上之物,所以,这种龙,也不可能上天;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,就是龙马,是扬子鳄和马的结合,这种龙,是在水里和岸上,也不会上天;红山文化遗址和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龙,都是对前面几种龙的模仿,也不会上天;只有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龙,才很明显地长出了翅膀,可以上天。

    而二里头文化,是属于五帝时代末期,或者夏商周时代早期的文化。

    我们再看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:黄帝“官名皆以云命,为云师”。

    从黄帝时代开始,龙,就为云龙,就可以上天了。

    所以,“犧”,就是祖先;这个祖先,是黄帝部族的祖先。

    而根据不同时代的祖先之不同的功绩,黄帝部族,就给他们的祖先,追封了不同的谥号。

    第三节   华胥氏和宓犧氏

    通过对宓犧氏、庖犧氏、和伏犧氏几个名号的追根溯源的分析,我们发现,我们的祖先宓犧氏、庖犧氏、和伏犧氏,也有他们更早的祖先,那就是华胥氏。

    而且,华胥氏、宓犧氏、庖犧氏、伏犧氏,并不都是生活在东北辽西地区,他们的最早的老家,是“成纪”——“母曰华胥,履大人迹于雷泽,而生庖犧于成纪”。

    那么,“成纪”又在哪里呢?

    “成纪”,在战国时代就设为县,地方,就在今天的甘肃天水秦安地区。

    恰好甘肃天水秦安地区,有一个大地湾文化遗址,是仰韶文化的源头。

    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遗址

    大地湾文化遗址,一共有六个文化层。

    第一至第三文化层,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,地层中有石英砸击技术产品,如石英石片、碎片等。

    第四文化层,形成于距今20000至13000年,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就开始出现。

    第五文化层,距今13000至7000年,就是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。

    第六文化层,距今7000至5000年,就主要是半坡文化和其后面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片了。

    我们摒弃神话色彩,以客观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“母曰华胥,履大人迹于雷泽,而生庖犧于成纪”这句话,其中的“大人”,可以理解成“掌握我们命运的历史巨人”,“雷泽”,可以理解成“雷雨交加,湖泽众多”,“成纪”,可以理解成“成就了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”。

    那么,总的说来,这句话就应该理解成:“庖犧氏的母系氏族,是华胥氏部落,华胥氏部落踩着历史的脚步,奋斗在雷雨交加、湖泽众多的渔猎时代,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、值得纪念的历史,从而孕育出了庖犧氏部族。”

    那么,这句话中的华胥氏,实际上就还包含着宓犧氏。

    因为,宓犧氏,也是在渔猎时代依靠织造和贩卖渔网生活的。

    我们把目光放远了看。

    研究人员说,在距今4.4万年至2.8万年间,地球上出现了一个较为温暖的亚间冰期。

    距今3万年,是这段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。

    而北京山顶洞人,就生活在这一时期,他们以渔猎和狩猎生产,为主要的生产方式。

    在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里,发现了鲩科、鲤科鱼类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。

    这说明,当时的他们,能够在深水区域捕猎比较大型的鱼类。

    山顶洞人捕鱼示意图

    而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时间,是介于距今34000年至27000年之间;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一至第三文化层,介于距今60000年至距今20000年之间。

    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时间,是对应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一至第三文化层的发展时间的。

    所以,华胥氏和宓犧氏,就是大地湾文化遗址第一至第三文化层的主人。

    至少,他们分别是属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二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的主人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有第二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的差异呢?

    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区别,又是什么呢?

    华胥氏之“胥”,读音与“犧”相似。

    汉字的特点,就是同音具有同义,所以,“胥”,也是黄帝部族的祖先。

    但是,为什么“胥”和“犧”字形不同,读音也有区别呢?

    因为,华胥氏之“华”,提示了华胥氏的图腾是“光华”,包括火光的“光华”和花叶的“光华”。

    仰韶文化花叶纹彩陶

    这就是说,华胥氏所信奉的神灵,是不吃肉的。

    但是,“牜”为牺牲,是肉食性的供奉。

    宓犧氏之“犧”,提示宓犧氏所信奉的神灵,是吃肉的。

    那么,宓犧氏的图腾是什么呢?

    没有哪部史籍,明确地记载宓犧氏的图腾是什么。

    但是,《三皇本纪》说,庖犧氏“蛇身人首”,又说,庖犧氏“有龙瑞,以龙为官”。

    怎么庖犧氏,又以蛇为图腾,又以龙为图腾呢?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还说,女娲氏“蛇身人首”。

    而女娲氏的一个“娲”字,又提示,女娲氏是以“娲”——“蛙”为图腾的。

    而我们都知道,庖犧氏和女娲氏是兄妹。

    那么,庖犧氏和女娲氏,都是“蛇身人首”,他们又各自分别以龙和蛙为图腾,他们的这个共有的“蛇身人首”之图腾,就意味着什么呢?

    当然就是意味着,他们还没有分家的的时候,他们所共有的图腾,就是“蛇身人首”。

    汉代墓葬中的蛇身人首壁画

    而庖犧氏和女娲氏还没有分家的时候,是什么时候呢?

    当然就是他们还是共同属于宓犧氏的时候啊。

    所以,“蛇身人首”,就是宓犧氏的图腾。

    “胥”的字形,为一个“足”,加一个“肉”,意为跑腿就有肉吃。

    考虑到华胥氏是生活在渔猎时代,这说明,他们要走很远的路,才能够具有渔猎和狩猎的机会。

    相对的,宓犧氏就不捕鱼,不用那么辛苦。

    因为,一个宓犧氏的“宓”字,提示他们是在房子里工作,不用到外面捕鱼。

    宓犧氏是靠织造和贩卖渔网生活的。

    另外,说文解字直接解释,“胥”意为蟹酱。

    这就是说明,华胥氏只能是在浅水区域,捕猎一些小型的介壳性的鱼类,还不可能像宓犧氏一样,织造渔网,到深水区去捕鱼。

    我们考虑到甘肃天水地区的自然环境,即使是在雷雨交加、湖泽众多的渔猎时代,那里也不可能有湖泊。

    那里,绝对不是一个适宜于渔猎生产的好地方。

    所以,华胥氏在这个地方生活,就说明了,他们当时的实力不够,在竞争性的生存环境中,他们只能是被排挤到生活艰难的地区。

    而正是因为生活艰难,华胥氏,才会努力奋斗、积极探索新的出路。

    崇拜花叶的光华,就是表示,他们在研究植物的习性,在尝试从事农业生产。

    当然,渔猎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,不仅是让他们具有尝试从事农业生产的欲望,也让他们具有尝试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欲望。

    但是,他们更显著的成就,还是学会了织造渔网,从而由华胥氏变为了宓犧氏。

    宓犧氏和华胥氏,不仅是在生产与生活层面大不相同,更是在精神层面,也大不相同。

    华胥氏的实力,太过单薄。他们只能处在屈从的地位,任人摆布。

    他们只能是崇拜人畜无害的花叶之光华。

    而宓犧氏织造和贩卖渔网,从事工商业生产,要经常性地与一些强势部落打交道,太过软弱,肯定是行不通的。

    但是,他们的实力,仍然不够和一些强势部落硬碰硬。

    况且,买卖的事情,是要你情我愿,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买卖氛围,你不可能去和满世界的仇敌做买卖。

    所以,宓犧氏,就崇拜蛇。

    蛇的生存策略,就是能屈能伸。

    蛇,能屈能伸

    而屈为阴,伸为阳。

    阴阳太极图

    在能屈能伸的生活领悟中,阴阳文化,一阴一阳,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探索世界,认识世界的原始密码。

    第四节  女娲氏

    当我们谈论到华胥氏、宓犧氏、庖犧氏、伏犧氏的时候,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女娲氏。

    因为,我们所口口相传的关于伏犧氏和女娲氏的故事中,伏犧氏和女娲氏是兄妹。

    他们都是华胥氏的儿女,而且,他们还结了婚。

    那么,真实的历史中,女娲氏,到底是个什么面貌呢?

    她和伏犧氏,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?

    “娲”——“蛙”,同音具有同义,这两个字具有相同的含意。

    而“蛙”意味着什么?

    “蛙”意味着肚皮大,繁殖力旺盛。

    所以,“蛙”,可以作为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。

    “女娲造人”的神话,大概也是产生于生殖崇拜。

    而崇拜“蛙图腾”的,是什么人呢?

    我们看到,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,就出土有“蛙图腾”。

   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蛙纹彩陶

    这就是说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,就是崇拜“蛙图腾”的人。

    而马家窑文化,是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,她所对应的年代,就正是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新旧交替的年代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在黄帝部族,给自己的先祖追封谥号的时候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,也给自己的先祖追封谥号。

    正像黄帝部族以他们的图腾——云龙,代表他们的祖先一样;马家窑文化的主人,也以自己部族的图腾——蛙,来代表自己的祖先。

    所以,他们就追封他们的祖先为“蛙”——“娲”氏。

    而从“娲”这个字形上看,她是一个“女”加一个“呙”,其中的“呙”,是做饭用的陶器。

    陶鬲

    古人用陶器做饭,不稀奇。

    稀奇的是,为什么要用做饭的陶器,来作为一个人,或者一个部族之祖先的谥号呢?

    这里,就有叙述其业绩,宣示其为“呙”的发明者的意思。

    而“呙”作为一种做饭用的陶器,它其实,只是众多陶器中的一种。

    并且,它也不是最早的陶器。

    熟悉新石器考古的人就知道,哪里有陶器,哪里就有农业生产。

    这是为什么呢?

    这是因为,陶器,就是因为要盛装农作物的种子,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。

    这一点,在西方考古学中,尤其表现明显。

    古埃及陶器(金岷彬供图)

    西方陶器,从来就不是用来作为炊器使用的,而只是用来作为盛器使用。

    即使是在我们东方,最初的陶器,也都不是炊器,而只是用来盛放货物的罐与坛。

   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罐(距今20000年)

    没有陶器用来储藏农作物的种子,农业生产,就无法开展。

    只有解决了农作物种子的储藏问题,农业生产,才能迈开第一步。

    那么,世界上最早的陶器,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呢?

   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,世界上最早的陶器,是在距今2000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,地点,就在今天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。

    而在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四文化遗层,大地湾文化一期陶片,也开始出现。

    这个文化遗存的年代,就正是在距今20000至13000年之间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,是和世界上最早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新石器时代,同步进行的。

    而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文化,就是仰韶文化的先驱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大地湾文化遗址之新石器文化的主人,就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之祖先。

    那么,最早的,在大地湾文化遗址制造陶器的人,就是女娲氏吗?

    如果,女娲氏就是大地湾文化遗址最早的制造陶器的人,那么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,为什么不用“缶”或者“瓦”来追封他们的祖先,而要用“呙”——“娲”来追封他们的祖先呢?

    这里,就应该有一个时代限定的问题。

    “缶”,本意为制造陶器,引申意义为所有泥制的瓦器,当然就是最早的陶器;“呙”就是鬲,三足型的炊具,当然是随后制造出来的;“瓦”,本意为用于遮盖屋顶的、凹形或凸形的泥板烧制品,当然就是最后制造出来的。

    而按照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的认识,“缶”,应该并不是由女娲氏制造出来的;或者,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的;“呙”和“瓦”,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的。

    其中,“呙”先制造出来,“瓦”后制造出来。

    所以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,就用“呙”来追封他们的祖先为“娲”氏。

    这里,就又有一个问题。

    不管“缶”是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,制造出“缶”的人,肯定,也是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。

    为什么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,要把“缶”和“呙”这个问题,分得这么清楚呢?

    为什么,他们只追封“女娲氏”这个祖先,而不追封他们的“女娲氏”之前的祖先呢?

    我们看三皇本纪:“女娲氏亦风姓,蛇身人首,有神圣之德,代宓犧立,号曰女希氏”。

    为什么,“女娲氏”又是“女希氏”?

    “希——犧”,同音具有同义,“犧”是黄帝部族的祖先,那么,“希”,也是黄帝部族的祖先。

    但是,“希”和“犧”,又是同音不同形。

    为什么用“希”,而不是同样地用“犧”来代表这个祖先?

    “犧”中有“牜”,是自己要供奉的祖先;“希”中无“牜”,这个祖先,是用不着自己供奉的。

    为什么呢?

    “女娲氏亦风姓,蛇身人首,有神圣之德,代宓犧立”——一个“代宓犧立”,暗示着庖犧氏和女娲氏的分道扬镳。

    庖犧氏,到草原上放牧去了;女娲氏继续留在成纪,顶立了华胥氏和宓犧氏的门户。

    而黄帝部族,是庖犧氏的直系后裔;女娲氏,只是他们的旁系祖先。

    “希”的本义,是经线宽疏、轻软透气的细葛布。

    这个意思就是说,“女希氏”这个祖先,与他们黄帝部族,有一层布的间隔。

    所以,女娲氏,自有女娲氏的直系子孙供奉,用不着他们黄帝部族,这些女娲氏的旁系子孙供奉。

    反过来说,正是由于“女希氏”,除了他们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供奉,就没有其他的人供奉,所以,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,就要特别地追封他们的这段时间的祖先,以“女娲氏”的谥号。

    有了谥号,就好供奉。

    至于他们只给女娲氏追封谥号,而不给华胥氏和宓犧氏,这些他们和黄帝部族共同的祖先追封谥号,这大概就关系到话语权的问题吧。

    毕竟,马家窑文化,是处在仰韶文化最后的没落时代,这个时候,辉煌煊赫的,是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另一支系子孙——黄帝部族。

    那么,庖犧氏和女娲氏,是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呢?

    庖犧氏和女娲氏分道扬镳之后,庖犧氏,就去草原上放牧去了;女娲氏,就造出了三足炊具。

    那么,在女娲氏造出三足炊具之前的,使用瓦罐的时代,他们,就还是在一起的。

    那么,这个时候,是什么时候呢?

    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四文化层,就出现了一期陶片,到第五文化层,就是标标准准的仰韶文化了。

    而第四文化层,就是距今20000年至距今13000年;第五文化层,就是距今13000年至距今7000年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会有距今13000年的第四文化层到第五文化层的变化呢?在两层文化相交的距今13000年这个时间段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

    据彭金兰《西藏配枯错距今13000-4500年间的介形类及环境变迁》一文介绍,在距今13000-4500年期间,存在着六次较为明显的气候期。

    其中,两次较冷的气候期,分别发生在距今12650-10600年和距今7300-6500年。

    所以,为什么庖犧氏会到草原上去放牧呢?

    因为,距今20000年到距今13000年之间的农业发展,使他们的人口大量扩张,而距今12650年到距今10600年之间的低温气候,使他们的农业生产,遭受了沉重的打击,他们,只能由农业生产转变为畜牧业生产。

    可是,畜牧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效率,远远不如农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效率。

    有限的土地,承载不了在前期的农业生产中发展过快的人口,怎么办呢?

    他们只好越过六盘山,前往河套平原,到更广阔的土地上,去寻找更广大的草原放牧。

    这样的推测,有没有依据呢?

    我们看《国语?晋语》:“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,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。”

    关于姬水和姜水,到底是在哪里,现在,已经是众说纷纭,遥不可考。

    但是,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:“黄帝崩,葬桥山。”

    这一点是可靠的。

    那么,我们以古人叶落归根的心理推测,黄帝的出生地和成长地,就应该是在桥山一带。

    相应的,少典氏和有嬌氏的生活地域,就离不开关中地区的西部和北部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姬水和姜水,逃不出关中地区的范围。

    那么,姜水这个水名,是怎么来的呢?

    “姜”,字形为一“羊”一“女”,牧羊之女也。

    而“姜”与“疆”、“僵”同音,同音具有同义,表示姜水河,曾经作为疆界,划分利益范围;这里的气温,曾经很低,把整个世界都冻僵了。

    所以,姜水河这个地名,很古老,古老到产生于距今12650-10600年,相对炎帝和黄帝,也是遥远的过去的一个低温时期。

    这个姜水河的水名,揭示和印证了庖犧氏与女娲氏分道扬镳,从甘陕一带流落到北方草原,成为游牧民族的原因。

    最后,我们看看女娲氏,为什么“娲”中有“女”,外面还要再配一个“女”字呢?

    “娲”中有“女”,当然是说,这些制造三足炊器的人,是女人。

    而“娲”字还要再配一个“女”,为“女娲”,这就和庖犧氏有关了。

    为什么女娲氏“号曰女希氏”呢?

    我们看《三皇本纪》庖犧氏:“于是始制嫁娶,以俪皮为礼”。

    在天下所有的部族中,庖犧氏部族,是最先有嫁有娶,进入父系社会的。

    为什么庖犧氏部族,最先进入父系社会呢?

    我们看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。

    他们从草原来。

    草原上争夺牧场,与农业社会争夺田地不一样。

    草原上争夺牧场,是只为一季,不为一年;是年复一年,夺了又弃,弃了又夺,反反复复的。

    农业社会争夺田地,却是为了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一劳永逸;是一战定乾坤——我将你赶走了,你就休想再卷土重来。

    所以,草原上的战争,相对比农业社会的战争,要频繁得多。

    而战争,让女人走开。

    这就导致,女人在草原上的地位,比在农业社会的地位,要低下得多。

    所以,庖犧氏部族,就是最先进入父系社会的。

    正是由于,庖犧氏与女娲氏再度相逢的时候,庖犧氏部族是父系社会,女娲氏部族是母系社会,所以,庖犧氏就显得男性化,女娲氏就显得女性化。

    这就是女娲氏之“娲”,还要再配以“女”的原因。

    而了解到女娲氏部族是母系社会,庖犧氏部族是父系社会,我们就又知道,为什么《国语?晋语》曰:“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,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。”

    少典氏是庖犧氏后裔,有嬌氏是女娲氏后裔;他们一个是父系社会,一个是母系社会。

    所以,同样是父为少典氏,母为有嬌氏,而如果是女嫁男家,其子女,就是属于少典氏;如果是男走女家,其子女,就是属于有嬌氏。

    所以,“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,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”。

    第五节  燧人氏

    知道了庖犧氏和女娲氏的来龙去脉,我们就明白了,原来,庖犧氏,是东北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;女娲氏,是西部陕甘地区半坡文化的主人。

    他们都是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后裔。

    他们兄妹,是在距今12650-10600年左右分别;又在距今7300-6500年左右重逢。

    他们的分别,是因为气候变化;他们的重逢,同样是因为气候变化。

    在距今7300-6500年左右,为了对抗气候的变化,寻求更好的、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,他们兄妹,从各自高纬度与高海拔地区,分别、不约而同地向低纬度和低海拔的河北、河南地区发展。

    那么,当时的河北、河南地区,原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?

    早在距今10500~9700年左右,河北省保定地区,就出现了属于新石器文化的南庄头文化。

    南庄头遗址

    距今9000-7800年,河南地区有贾湖文化。

    贾湖文化

    而在距今7400-7100年左右,河北武安县地区也有磁山文化。

    磁山文化遗址

    距今8000-7000年左右,河南地区有裴李岗文化。

    裴李岗文化遗址

    但是,到了距今6400年前、后的时候,河南、河北地区,反倒没有什么文化能够和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,以及陕甘地区的半坡文化相比肩了。

    河南、河北地区的本土文化,在这时候,衰落了。

    那么,河南河北地区的文化,是怎么衰落的呢?

    考古人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,发掘出距今6400年的一座天盖墓,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。

    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

    这个天盖墓中有龙图腾。

    而龙图腾,在这之前,是只有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赵宝沟文化遗址才有。

    这是龙图腾,第一次从东北地区来到中原。

    这暗示着,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,这时候来到了中原。

    也就是说,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入侵中原,才导致了中原地区文化的衰落。

    当然,孤证不立。

    我们可以再看看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发展态势,以及她们与赵宝沟文化的关系。

    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最后岁月,分别是在距今7100年和距今7000年左右。

    这时候,赵宝沟文化和半坡文化,刚刚分别在东北地区和甘陕地区兴起。

    赵宝沟文化,距今7200-6400年左右;半坡文化,距今6800─6300年左右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在赵宝沟文化兴起100年之后,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相继灭亡了,她们从北到南,灭亡的时间,也是相距100年。

    磁山文化遗址,不是一个居住性的遗址,倒像是一个为了坚壁清野,而打造的专门用来储藏粮食与财物的仓库性遗址。

    这个遗址,只有两座房址,却有很多的大小不一的窖穴。

    这些大小不一的窖穴中,存放有至少5万公斤以上的粮食,和几十个有规律地集中摆放的劳动工具之组合。

    这种房址数量与财物数量上的不匹配,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,当时的社会,是十分地动乱,以至于让人们,不屑于给自己打造良好的永久性的居住环境,反倒是更注重于掩蔽和储藏自己的财物,以便在受到攻击的时候,迅速地逃走,待敌人离开之后,自己又能够回来,找到自己所掩藏的财物。

    特别是,在磁山文化遗址中,出土了一块玉。

    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万年古玉

    但是,玉石文化,不是磁山文化的特征,反倒是赵宝沟文化的至爱。

    磁山文化中,除了出土过这一块玉之外,再没有出土过其它的玉器,证明磁山文化的主人们,喜欢玉石。

    反倒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,是明显地崇尚玉石文化的。

    而且,这块玉的历史,有10300年之久。

    这与磁山文化本身距今7400-7100年的历史,是不合拍的。

    这都让我们思考,是不是磁山文化的主人们,在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反复冲突的过程中,有胜有败;这块玉,就是他们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作战,取得胜利之后的战利品。

    但是,磁山文化遗址的主人们,显然是属于最后的失败者。

    他们,要么是直接被敌人消灭;要么,是自己所开发的土地,被敌人所占据,他们,再也回不来了。

    因为,他们的这么多的粮食,还没有食用;他们的这么多的工具,还保存完好,而他们的人,再也不能和他们的财产在一起。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记载:“太皞庖犧氏,风姓,代燧人氏继天而王”。

    关于燧人氏,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六九引《尸子》云:“燧人上观辰星(即心宿),下察五木,以为火也。”

    这里所说的燧人上观的辰星,所对应的是什么地方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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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意思很明白,大辰即大火,宋国国都商丘,是大辰星的分野。可见燧人氏观辰星的位置,在宋国商丘(今商丘睢阳)境内。

    商丘市商丘古城西南3里处,有燧皇陵,始建于何时,已经无从知晓。

    燧人氏,顾名思义,就是因为钻燧取火而得名。

    而他之所以为王,当然也是因为,他发明了钻燧取火,导致了部落的强盛。

    那么,燧人氏的强盛,是在什么时候呢?

    《古史考》云:“太古之初,人吮露精,食草木实,山居则食鸟兽,衣其羽皮,近水则食鱼鳖蚌蛤,未有火化,腥臊多,害肠胃。于使(是)有圣人出,以火德王,造作钻燧出火,教人熟食,铸金作刃,民人大悦,号日燧人。”

    以燧人氏所在的地理位置,他们应该就是生活在渔猎时代。

    因为,商丘附近,在古代都是湖泽,是发展渔猎生产的好地方。

    燧人氏部落因为强盛,所以,能够在渔猎时代,占据相对渔猎生产来说最好的地方。

    但是,他们的部落,是否到了农业生产时代,也能够保持强盛呢?

    考古学的事实证明,农业生产,不会起源于渔猎生产相对最好的湖泽地区。

   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,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,都是处于山区,华胥氏所在的甘肃天水,也是属于山区。

    这些山区,是最早的陶器和农业生产的发源地。

    为什么,陶器和农业生产,是发源于这些山区,而不是发源于有利于渔猎生产的湖泽地区呢?

    这里面,是有一个“反者道之动”的哲学原理,存在于其中的。

    正是由于湖泽地区的人们日子好过,他们,就不会去思考和探索其它的生活出路。

    正是由于山区里的人们日子难过,他们,才会积极地去探索其它的生活出路,才会制造陶器,开发出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。

    而一旦农业生产开发出来,它就以其先进的生产力,对渔猎生产,形成降维性的打击。

    所以,燧人氏到农业生产时代衰落,他这个渔猎生产时代的王,被农业生产时代的庖犧氏所取代,就是必然的。

    但是,燧人氏,是不是直接被庖犧氏所征服的呢?

    这倒不一定。

    因为,庖犧氏部族入主中原的时候,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,已经发展很久了。

    燧人氏,应该是早已在中原地区原住民内部的部落竞争中,就衰落了。

    第六节  太极与五行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曰:庖犧氏“木德王,注春令。”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还曰:“共工氏,······以水承木,乃与祝融战······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,断鼇足以立四极,聚蘆灰以止滔水”。

    这里,我们首先要问,庖犧氏“木德王”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他要“注春令”?还有,共工氏“以水乘木”又是什么意思?女娲氏“炼五色石以补天”又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女娲氏要“聚蘆灰以止滔水”?

   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,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“太极”与“五行”。

    首先,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所常见的《太极图》。

    太极图

    为了理解《太极图》的意义以及她的来龙去脉,我们再看一幅从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的图片。

    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

    在看了《太极图》和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图片之后,我们还要看一幅考古人员常常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所见到的壁画。

    这幅壁画,人们通常称之为“伏羲女娲交媾图”。

    伏羲女娲交媾图

    我们现在所常见的《太极图》,是否与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中的“人面鱼纹”,具有相通之处呢?

    《太极图》好像是表现两条鱼之间的对立统一;而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图片中的“人面鱼纹”,就不是好像,而是实实在在地,表现了几条鱼之间的对立统一,并且,不是两条鱼,而是四条半鱼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《太极图》和“人面鱼纹”图片要表现鱼和鱼之间的对立统一?鱼代表什么?

    我们要知道,现在的《太极图》,是道士们所使用的符,她是与神灵相关的。

    而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,在半坡文化遗址里,是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的,它也是与神灵相关的。

    所以,鱼,在这里是代表什么?

    鱼,在这里就是代表神灵。

    鱼,就是半坡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。

    半坡文化的主人是马家窑文化之主人的祖先,就是女娲氏。

    鱼,就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。

    为什么传统文化中,有“鲤鱼跳龙门”的说法呢?

    那就是因为:鱼,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,龙,是庖犧氏部族的图腾;后来,庖犧氏部族的后裔黄帝部族显赫起来,女娲氏部族的后裔炎帝部族衰落了;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们就认为,庖犧氏部族的神灵高级一些,自己部族的神灵太低级了;于是,他们就希望,自己部族的神灵要升一升级,也变成庖犧氏部族的神灵;这就产生了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想象与说法。

    蛙,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。

    而我们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,就看到大量的蛙纹,不是表现的大肚皮弱四肢的生殖崇拜,反倒是表现的细肚皮强四肢的力量崇拜。

    马家窑文化蛙纹彩陶

    这就是“青蛙跳龙门”的证据。

    这样的蛙,就是“龙蛙”。

    这和“鲤鱼跳龙门”一样,也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们,对他们部族的图腾产生了失望,而不由自主地要皈依于庖犧氏部族的图腾——龙图腾的表现。

    “人面鱼纹彩陶盆”上的“人面鱼纹”图片,其实是当时的祭师们作法时,所装扮的傩面。

    这个傩面上的所有象符,都是具有神意的。

    所以,当我们知道,鱼是一种图腾、一种神灵之后,我们就知道,《太极图》和“人面鱼纹”,都是表现一种人神相通的意识。

    那么,这种意识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?

    “人面鱼纹”太过复杂,我们一句两句,似乎很难说清。

    而《太极图》又太过简单。

    越是简单的东西,我们却又似乎,越是缺少探寻其内涵的线索了。

    倒是那幅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,好像既不是那么复杂,也不是那么简单,正好让我们能够抓住其中的什么线索,来进行研究。

    为什么,人们称那幅图是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呢?

    因为,传说,伏犧氏是“蛇身人首”,女娲氏也是“蛇身人首”,而那幅图中,两个“蛇身人首”的蛇尾,交缠在一起,像是在交媾,所以,人们就称其为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。

    “蛇身人首”就是图腾,就是神灵。

    而且,她是宓犧氏的图腾,她是宓犧氏的神灵,她比女娲氏的鱼图腾和鱼神灵,还要早。

    而因为她和鱼,都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与神灵,只不过是年代不同,有先与后的区别而已,所以,她和鱼,实际上是可以通用的,是可以相互取代的。只是看,什么时候,使用哪一种更合适罢了。

    而我们在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,是否可以看到,比《太极图》更多的我们可以抓住的用以探寻其内涵的线索呢?

    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的伏羲和女娲,人面相对,两尾交缠,这不和《太极图》一样,是表现一种对立统一吗?

    但是,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的伏羲和女娲,还各持“规矩”,相互向对方示意。

    显然,他们是在相互“讲规矩”。

    而“规矩”,是一种什么东西?

    手中所持的“规矩”,有形;口中所讲的“规矩”,有形吗?

    真正的“规矩”,是手中所持的“规矩”呢?还是口中所讲的“规矩”呢?

    手中所持的“规矩”,只是一种示意,一种象形而已;真正的“规矩”,是口中讲的“规矩”;

    她是隐藏于人的头脑中的;她是一种意识,是一种形而上。

    而形而上的东西,要靠什么来显现呢?要靠什么来落实呢?

    当然是要靠形而下来显现,是要靠形而下来落实,是要靠力量与秩序来落实。

    所以,就有下面的伏羲女娲的双尾交缠——尾巴代表秩序,代表力量。

    这就是说,你有你的“规矩”,我有我的“规矩”,我们对立统一,到底以谁的规矩为准呢?

    这就要看各自的秩序,要看各自的能力,要看各自的秩序之执行能力,要看各自的形而下。

    所以,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的伏羲女娲双尾交缠,其实是一种斗法,是一种较量,是双方为了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,各自确立自己的规则之地位,而进行的能屈能伸的缠斗。

    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,有阴阳,伏羲在左为阴,女娲在右为阳。

    为什么伏羲在左为阴,女娲在右为阳呢?

    因为,伏羲的实力强,秩序执行力强,使他的“规矩”就相对稳定;而女娲的实力弱,秩序执行力弱,其“规矩”就相对动摇。

    但是,反者道之动。

    正是因为女娲的“规矩”受到了伤害,所以,女娲,就相对具有壮大自己的秩序执行能力,从而恢复自己的“规矩”的动力。

    于是,女娲反倒会相对发展,伏羲反倒会相对停滞。

    这就导致这个对立统一关系最后的——阴盛阳衰。

    这就是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,伏羲为阴在左,女娲为阳在右的原因。

    那么,对比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,我们再来看一看《太极图》。

    《太极图》左边的阳鱼,是否就是伏羲?《太极图》右边的阴鱼,是否就是女娲?

    阳鱼之阴眼在上,是否说明其实力强,秩序执行力强,相对处于优势地位,所以就规则稳定?

    阴鱼之阳眼在下,是否说明其实力弱,秩序执行力弱,相对处于劣势地位,所以就规则动摇?

    但是,阳鱼在左,鱼尾向下,是否说明其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?

    阴鱼在右,鱼尾向上,是否说明反者道之动,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?

    当然,在《伏羲女娲交媾图》里,伏羲和女娲的周围,还有着充满想象力的环境。

    而《太极图》的阴阳鱼之外面,似乎是空无一物。

    这恐怕,还要依靠读者们,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,去予以弥补吧?

    对立统一,是否可以产生和存在于真空之中呢?

    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    说完了《太极图》,我们就再来看《五行图》。

    五行的相生相克

    顾名思义,《太极图》在于“极”,《五行图》在于“行”。

    所以,《太极图》相对为静性,表现为阴;《五行图》相对为动性,表现为阳。

    所以,《太极图》是表达关系的存在形式,《五行图》是表达关系的变化形式。

    但是,存在形式是形而下,变化形式是形而上。

    形而上,是离不开形而下的;变化形式,也是离不开存在形式的。

    所以,《五行图》,虽然主旨上是表达关系的变化形式,是表现一种形而上,但是,她里面必然还有形而下,必然还有一些存在形式作为表现的基础。

    这不,《五行图》中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不就是五种存在形式吗?

    而仔细地分析一下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这五种存在形式的性情,再联系一下《太极图》,我们,是否可以发现,《五行图》中的这五种存在形式,与《太极图》中的五种存在形式极其相似?

    《五行图》中的金木和水火,有固态和变态之别,《太极图》中的鱼眼为不变之圆点,鱼体为可变之三角,这不也有固态和变态之别吗?

    《五行图》中的金强木弱,水重火轻,《太极图》中,不也是黑眼在上表现为强,白眼在下,表现为弱,白鱼下落,显示其重,黑鱼上扬,显示其轻吗?

    所以,《五行图》中的金,就是《太极图》中的黑眼——它是强者的规则;《五行图》中的水,就是《太极图》中的白鱼——它是强者的秩序与能力;《五行图》中的木,就是《太极图》中的白眼——它是弱者的规则;《五行图》中的火,就是《太极图》中的黑鱼——它是弱者的秩序与能力;《五行图》中的土,就是《太极图》中的黑白鱼之合体——它是一个新的高层次的规则及其秩序与能力,就是老子《道德经》所说的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”之“三”。

    也就是说,《五行图》,也是表达一个对立统一关系,也是表达一个关于规则与秩序的对立统一,只不过,她主要是表达规则与秩序之间的生与克,表达所有的规则与秩序的变化倾向。

    但是,当我们了解了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相生相克为内容的《五行图》,我们,是否就是了解到了《五行图》的全部呢?

    噜(NO)噜(NO)噜(NO)!

    我们可曾知道,《五行图》是产生于何时?

    《五行大义》记载: 大桡“采五行之情,占斗机所建,始作甲乙以名日,谓之干,作子丑以名月,谓之枝。有事于天则用日,有事于地则用月,阴阳之别,故有枝干名也。”

    从这个记载中,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?

    我们可以看出,《天干地支》是大桡依靠“采五行之情,占斗机所建”而创作出来的。

    那么,“五行”与“斗机”,就必定不是大桡所创作,也不是大桡那个时代的人所创作。

    因为,大桡依靠“采五行之情,占斗机所建”而创作出《天干地支》,那就说明,“五行”和“斗机”,在当时就是十分成熟的理论,并且,她们的地位,还要高于《天干地支》。

    而如果是大桡或大桡同时代的人创作了“五行”和“斗机”,为什么大桡创作《天干地支》能够青史留名,而创作“五行”和“斗机”的人,却不能够青史留名呢?

    “五行”和“斗机”,显然是比《天干地支》出现得更早,以至于早到,人们不知道其作者是谁。

    大桡是黄帝时代的人物,那么,“五行”和“斗机”,就必定是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以至于更早的时代。

    那么,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,《五行图》中,会有“金”吗?

    《拾遗记》曰:“神农采峻岭之铜,以为器。”

   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曰:“黄帝采首山铜,铸鼎于荆山下”。

    《管子·地数篇》说:“葛庐之山发而出水,金从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剑铠矛戟,是岁相兼者诸侯九。雍狐之山发而出水,金从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雍狐之戟芮戈,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”。

    史籍记载中,最早的金属铜,是出现在神农氏时代。

    而考古发现,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,是所言非虚。

    考古发现,中国地区最早的金属铜,是出现在距今6600-6400年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,出土了一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。

    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管状物

    到距今5000年的甘肃东乡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,则又出土了一把由单范铸成的青铜小刀。

   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

    这就是说,金属铜产生于神农氏时代,但是,神农氏时代的金属铜,只是作为器在使用,并没有作为兵在使用,只是到黄帝战蚩尤的时代,金属铜,才发挥出了兵的特性。

    而《五行图》中的“金克木”,这个“金”,显然是具有兵的属性的。

    那么,具有兵的属性的“金”之概念,能够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吗?

    没有现实中的形而下,怎么会有概念中的形而上呢?

    所以,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,《五行图》中,不可能会有“金”这个概念。

    那么,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,《五行图》中,能够和“金”一样,与“木”相克的,又会是什么呢?

    那当然只能是“石”这种东西了。

    金属出现之前,可以等同于金属工具使用的,就是石器啊,就是石刀、石斧啊。

    晋朝张华《博物志》说:“石者,金之根甲,石流精以生水,水生木,木含火。”

    “石流精以生水”,显然是古人们从陶器的煅烧中,所得到的感悟。

    再加上“石刀”“石斧”这些日常器具所表现出来的“石克木”的印象,古人们,因此就产生《五行图》中的与“金”相似的“石”之概念,从而创作出最初的《五行图》。

   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    而了解到《五行图》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,以及这之前的《五行图》中,没有“金”,却有“石”,我们就能够理解,前面的庖犧氏“木德王”、“注春令”;共工氏的“以水乘木”;女娲氏的“炼五色石以补天”、“聚蘆灰以止滔水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    因为,《五行图》中的石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性情,分别对应于一个对立统一系统之时空关系中的四季和四方,以及整个对立统一系统的周流与协调,其中,木对应春季,居于东方,火对应夏季,居于南方,石对应秋季,居于西方,水对应冬季,居于北方,土周流四季,居于中央;所以,在一个对立统一系统的时空轮回中,木,就是最开始承接整个时空系统之运气的主角。

    而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,等于是一个旧的时空系统走完了其四季轮回,接下来,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空系统的四季轮回了。

    在这个新的时空系统的四季轮回中,庖犧氏部族抢得先机,成为这个新的时空系统四季轮回中的第一任霸王,所以,他们就认为自己部族的性情与德运,是“五行属木”,他们这一代王,也就是“木德王”。

    既然他们是“木德王”,他们的运气就在于春季,那么,他们当然就要“注春令”了。

    注,就是将液体由上往下、垂直如柱地灌入器皿;春,当然是春季;令,就是上级向下级授命,作出权威性的指示。

    “注春令”的意思,就是强令整个时空系统中的运气,像硬邦邦的柱子一样,直达他们庖犧氏部族德运所系的春季。

    那么,共工氏“以水乘木”是什么意思呢?为什么共工氏“以水乘木,乃与祝融战”?

    要了解共工氏“以水乘木”的意思,首先就要了解共工氏与祝融氏的关系。

    祝融,就是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举行祭祀,要准备开展农业生产。

    那么,在女娲氏所在的时代,在庖犧氏“木德王,注春令”的情况下,谁有资格祝融呢?谁又没有资格祝融呢?

    当然是入主中原,“木德王,注春令”的庖犧氏有资格祝融;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、河南地区的原居民们,就没有资格祝融。

    那么,相对于庖犧氏这个祝融,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、河南地区原居民们,就是什么呢?

    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、河南地区原居民们,就是共工。

    共工就是奴隶。

    所以,以祝融与共工的这种关系,我们再来考虑,在祝融氏这个“木德王”压迫下的共工氏,为什么“以水乘木”。

    因为,“五行”之中,“水生木”,木是靠水来滋润和养活的;那么,祝融氏为“木德王”,祝融氏部族的德运“五行属木”,他们共工氏不就为“水德奴”吗?他们共工氏部族的德运,不就是“五行属水”吗?他们共工氏部族与祝融氏部族的关系,不就是“以水乘木”吗?

    所以,正是因为共工氏“以水乘木”,他们才会“乃与祝融战”。

    我们再来看女娲氏“炼五色石以补天”、“聚蘆灰以止滔水”是什么意思。

    “五行”之中,“石生水”,“火克石”,如果人们“以火克石”,使得“石不能生水”,那不就是“炼石补天”,就能够“消弭洪水”吗?

    “五行”之中,“火生土”、“土克水”,如果通过焚烧芦苇“以火生土”,那么,生出来的土,不就可以实现“以土克水”吗?

    所以,女娲氏“炼五色石以补天”、“聚蘆灰以止滔水”,这都是在根据“五行原理”,进行“抗洪救灾”啊。

    第七节   东封泰山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记载:庖犧氏“都于陈,东封太山,立一百一十一年崩。”

    这里的“陈”,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地区;“都于陈”,就是以淮阳为都邑。

    “东封泰山”,就是去泰山封禅。

    “立一百一十一年崩”,就是庖犧氏的江山,只一百一十一年就崩溃了。”

    为什么庖犧氏要“都于陈”呢?

    为什么庖犧氏要“东封泰山”呢?

    为什么庖犧氏“立一百一十一年崩”呢?

    从地理环境来看,庖犧氏“都于陈”的原因,一则是河南淮阳,为整个河南河北地区的中央地区,在这里便于联络和控制整个中原地区;再一个,就是她与山东之间,没有大的山川阻隔,便于庖犧氏部族对山东地区作战,和前往山东地区进行“泰山封禅”。

    庖犧氏“东封泰山”,那是因为,泰山是天下以河北、河南为中原地区的东方山系之最高山峰,是人们在东方的最佳祭天之处;而庖犧氏为“木德王”,他们部族的德运“五行属木”,他们部族的神灵是要“木居于东”的,所以,他们部族就要“东封泰山”,就要以东方的泰山,为他们部族的神山。

    而庖犧氏“立一百一十一年崩”,就正与他们的“东封泰山”,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    唐朝诗人李郢,有一首《上裴晋公》诗曰:“四朝忧国鬓如丝,龙马精神海鹤姿。天上玉书传诏夜,阵前金甲受降时。曾经庾亮三秋月,下尽羊昙两路棋。惆怅旧堂扃绿野,夕阳无限鸟飞迟。”

    这首诗中的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一句,明显是一句用典之辞,是以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的状态,来形容裴晋公的精神风貌。

    那么,这个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的用典,出于何处呢?

    “龙马”,就是一种龙。

    这种龙,不是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恐龙,也不是赵宝沟文化遗址中的猪首蛇身之龙,也不是红山文化遗址中的蛇龙和猪龙,更不是黄帝时代之后的云龙,它就是濮阳西水坡遗址里面,那种扬子鳄配马鬃的龙。

    所以,一个“龙马”,就点出了这个用典,是出在庖犧氏入主中原之后,作为祝融氏统治中原的时期。

    而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,明显地是用一种浪漫的抽象手法,所描写的以“龙马”为图腾的祝融氏,与以“海鹤”为图腾的某一方势力之间的一种旗鼓相当、势均力敌的战争。

    那么,那个以“海鹤”为图腾的那一方势力,会是谁呢?

    是与祝融氏相对立的共工氏吗?

    共工氏是被祝融氏部族所征服的河北、河南地区的原住民,他们的居地大部分并不靠海,所以,他们的图腾,不大可能是“海鹤”。

    既然其图腾是“海鹤”,那么,这个图腾的崇拜者之居地,就理当大部分靠海。

    也就是说,庖犧氏部族从北方而来,他们只有向东,去与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作战,才可能遇到以“海鹤”为图腾的对手。

    那么,“海鹤”,就只能是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图腾了。

    事实上,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确实是钟爱于鸟类。

    1983年,长岛县北庄遗址,就出土一件作为炊煮器的鸟形鬶,现藏于长岛县博物馆。

    长岛县北庄遗址鸟形鬶

    这就是说,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,描述的是一场祝融氏部族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之间,一场势均力敌、旗鼓相当的战争。

    那么,祝融氏部族,真的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发生过一场势均力敌、旗鼓相当的战争吗?

    答案,是肯定的。

    首先,在山东地区,有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习俗。

    直到如今,网上还有售卖“泰山石”的商家,其石头图片上,往往就要写上“泰山石敢当”几个字。

    网上售卖的“泰山石敢当”

    那么,有没有人追究,这个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习俗,是从何而来呢?

    “泰山石敢当”,“泰山石”“敢当”什么?为什么是“泰山石”“敢当”呢?

    联系到古老的“五行”文化和庖犧氏为“木德王”、“东封泰山”的历史记载,我们就会想到,因为庖犧氏是“木德王”,其德运为“木运”,而“木居于东”,他们部族之神灵所居住的正位在东方,他们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与神灵,就要去“东封泰山”。

    可是,他们去“东封泰山”时,那泰山,是无主之山吗?

    泰山周围,就没有当地的原住民吗?

    考古学的事实证明,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,和庖犧氏部族的赵宝沟文化,是同时代的文化。

    北辛文化的起止年代,是距今7300年-6300年左右;赵宝沟文化的起止年代,是距今7200-6400年左右。

    显然,庖犧氏“东封泰山”的时候,山东地区,是有原住民居住的。

    而且,这些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,肯定也是要以他们当地的这个最高山峰泰山,为他们部族的神山的。

    这样,庖犧氏部族,不就会与当地的原居民们,发生冲突吗?

    他们,不就会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发生冲突吗?

    所以,正是因为庖犧氏“东封泰山”,他们就与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,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发生了一场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的战争。

    而在这场战争中,庖犧氏部族是进攻者,是不可一世的霸王,那么,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要怎么应对他们呢?

    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要以什么样的信念,要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,来进行这场战争,以捍卫他们部族的主权,维护他们部族的尊严呢?

    因为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“木运”,而“石克木”,所以,要对抗庖犧氏部族之“木运”的威胁,抵抗庖犧氏部族的武力侵犯,就只有靠自己部族的“石气”,去克服庖犧氏部族的“木气”,从而提高自己部族的士气了。

    而泰山,是自己部族的神山,最好的对抗庖犧氏部族之“木气”的“石气”,当然就是泰山上的石头之“石气”了。

    所以,就有“泰山石敢当”。

    “泰山石敢当”,就是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,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以自己部族之神山——泰山上的石头之灵气,去阻挡作为“木德王”的庖犧氏部族的“木运”之妖气。

    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,是山东地区的原居民——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,所以,他们就相信,他们部族的德运,就是“石运”;他们的“石运”,可以阻挡和克服庖犧氏部族的“木运”之妖气。

    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习俗,也就由此在当地代代相传。

    与“泰山石敢当”的习俗相对应,考古人员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,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的主人们“炼石补天”的习俗。

    他们的这个“炼石补天”,可不是女娲氏为了制服洪水而进行的“炼石补天”。

    因为,女娲氏是为了制服洪水才“炼石补天”,所以,女娲氏不会经常性地、有规律地“炼石补天”,女娲氏也就不会有专门的“炼石补天”的场地。

    而红山文化的主人们,是有专门的“炼石补天”的场地的。

    牛河梁遗址“炼石补天”的祭坛

    牛河梁遗址中,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,是一座人工筑成的、海拔高度564.8米的小山。

    整座小山,为正园丘形的土石结构,中央部分为夯土土丘。

    土丘外围包砌石,中央土丘直径40米。

    土丘外包砌石范围在直径60100米之间,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。

    最开始发现这座小山的时候,山上,有许多疑似“炼铜”器具的水桶大小的坩埚。

    然而,如果是真的为了“炼铜”,为什么要专门筑造一座小山,到山上去“炼铜”呢?

    显然,这个遗址的宗教意义,大于其“炼铜”的意义。

    或许,在这里,真的能够炼出铜来,但是,“炼铜”之人的真正目的,可能不是为了“炼铜”,而是为了“炼石补天”。

    为什么红山文化的主人们,也要“炼石补天”?而且,他们的“炼石补天”,比女娲氏还要更虔诚,更正规呢?

    这恐怕与他们的祖先,在山东战场上的惨败,不无关系。

    他们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“木运”,而山东人的德运为“石运”。

    “石克木”。

    正是山东人的“石运”,克制了他们庖犧氏部族的“木运”,才导致了他们庖犧氏部族,在山东战场上的惨败。

    所以,他们庖犧氏部族的后裔,就要年复一年地举行“炼石补天”的仪式,以通过“以火克石”,来防止他们部族的“木运”,再次被时空系统中,过于旺盛的“石气”所克制。

    当红山文化的主人们,年复一年地举行“炼石补天”的仪式的时候,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——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,则在极力地要增补自己体内的“石气”,而压制自己体内的“木气”。

    考古发现,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——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,与他们的祖先之间,有一个显著的不同,就是,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没有口含石球,以及拔掉自己的两颗牙齿的习俗,但是,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早期,这种习俗,就突然地、普遍性地在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中,产生了。

    那么,这种拔牙与口含石球的习俗,是因何而来呢?

    她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?

    联想到“泰山石敢当”,联想到《五行图》中的“石克木”,联想到庖犧氏为“木德王”,联想到庖犧氏“东封泰山”,我们就能够想到,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“木运”,山东原居民部族的德运为“石运”,庖犧氏部族与山东原居民部族,曾经发生过一场彪炳史册的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的战争。

    这些习俗,就是那场战争,在人们的精神上留下的烙印。

   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主人们口含石球,就是为了增强自己体内的“石气”。

    他们拔掉自己的两颗牙齿,就是为了减少自己体内的“木气”。

    而他们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,当然是因为,他们的祖先,北辛文化的主人,曾经和作为“木德王”的庖犧氏部族,发生了一场的旗鼓相当、势均力敌的“石木大战”。

    第八节   以济冀州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记载:“诸侯有共工氏,任智刑,以强霸而不王,以水承木,乃与祝融战。不胜而怒,乃头触不周山崩。天柱折,地维缺,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,断鼇足以立四极,聚蘆灰以止滔水,以济冀州【按其事出《淮南子》也】。天是地平天成,不改旧物”。

    由于文中提示,“其事出《淮南子》也”,所以,老曹就根据文中的这个提示,去查看《淮南子》一书的原文,发现,司马贞在“以济冀州”这一句中,有意无意地漏掉了“杀黑龙”三个字。

    《淮南子》一书中的这一句,原本是“杀黑龙以及冀州”。

    那么,根据《三皇本纪》庖犧氏“有龙瑞,以龙纪官,号曰龙师”的说法,“黑龙”,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,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一支“龙师”,女娲氏“杀黑龙以及冀州”,就是为了打击庖犧氏部族,而渡河前往河北。

    而庖犧氏部族,就是祝融氏部族。

    所以,女娲氏“杀黑龙以及冀州”,就是前往河北,去帮助共工氏部族打击祝融氏部族。

    那么,由此,我们就要问,女娲氏部族的领地,当时是在哪里呢?她们是从哪个地方渡河,去河北帮忙共工氏部族打击祝融氏部族的呢?

    因为她们“以济冀州”,而“济”,就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、以统一的节奏发劲,整齐划桨,强渡激流的意思。

    所以,在她们前往河北的路上,一定有一条河。

    那么,这条河,是那一条河呢?

    恰好,她们“以济冀州”的“济”,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水名吗?

    这样,我们就不由得想到,中国古代的“四渎”之一——“济水”了。

    中国古代四渎

    “渎”,独也,有头有尾,独立成系的水流,就叫渎。

    按照古人的说法,中国古代有四渎,分别是:“江、河、淮、济”。

    “江”,就是长江,为南渎;“河”,就是黄河,为西渎;“淮”,就是淮河,为东渎;“济”,就是济水,为北渎。

    在这“四渎”之中,最为奇怪的,就莫过于北渎济水了。

    北渎济水之所以奇怪,并不是因为,另外的三渎如今还依然健在,它却已经消失;而是由于,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成系的一条水流,并不是真正的“一渎”。

    我们从地图上看,济水,与黄河交叉。

    黄河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,就呈西南——东北方向,往渤海而去。

    而济水的很小一部分,就在黄河西边,大部分,却在黄河东边。

    所以,它明明就是两条河流。

    两条河流各自具有不同的起源,不同的终点。

    黄河西边的一条小河,是发源于王屋山,流入黄河;其东边的一条大河,则是发源于黄河旁边的湖泊与沼泽,几乎与黄河平行地流入渤海。

    但是,这样的并不相干的两条河流,却被人们通过想象,而生拉硬拽到一起去,变成了一条河流,形成了“一渎”。

    济水,在《尚书·夏书·禹贡》中的记载为:“导沇水东流为济,入于河,溢为荥。东出于陶邱北,又东至于菏,又东北会于汶,又北东入于海。”

   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修订本)595页,则是这样介绍济水的:“济水,古水名,发源于河南,流经山东入渤海。今黄河下游河道,即原来济水的河道。河南济源,山东济南、济阳、济宁,都从济水得名”。

    有人在网上介绍说:“济水,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。其源头之水,在黄河北部以地下河的形式,向东潜流七十余里,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,形成珠(济渎)、龙(龙潭)两条河流,向东不出济源市境,就交汇成一条河流。这条河流,就叫沇水。至河南省温县之西北部,始名济水。然后,这条济水又第二次潜流地下,穿越黄河,在黄河之南的郑州荥阳市,再次神奇地浮出地面。在流经新乡市原阳县时,这条河流第三次伏行,至山东定陶县,与北方的济水会合,形成巨野泽,百折入海。”

    人们评论:“济水三隐三现,神秘莫测”。

    面对这些说法,老曹也认为,这也确实是够“神秘莫测”的。

    然而,济水在黄河以北,“以地下河的形式,向东潜流七十余里,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,形成珠(济渎)、龙(龙潭)两条河流”,这样的说法,尚且可信,因为,毕竟黄河以北的地势较高,有存在地下暗河的条件。

    但是,在黄河以南,《尚书·夏书·禹贡》中的记载为:“溢为荥,东出于陶邱北”,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:“在黄河南边荥阳溢漫成泽,在陶邱以北的地方,又形成河流”,怎么可以理解成“穿越黄河,再次神奇地浮出地面”,又“三次伏行,至山东定陶县,与北济会合”呢?

    要知道,荥阳,在古代是“荥泽”,作为一个沼泽与湖泊,它直接就可以孕育出河流,怎么可能还有河流,在它的下面“伏行”呢?

    其实,对于济水感到奇怪的,不但有作为现代人的老曹,比老曹早得多的唐太宗李世民,也曾经问他的大臣许敬宗曰:“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,济水甚细而尊四渎,何也?”

    济水作为“四渎”之一,在古代宗教社会中的地位,非常地煊赫与尊崇。

    今天河南省济源市城北的济渎庙,就坐落于济水之源济渎泉水涌出的地面上,是为祭祀济渎神“清源王”而建筑的。

    济渎庙占地120余亩,建设规模宏大。

    它不仅是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之一,也是现今“四渎”之中,惟一保存较好的祭祀庙宇。

    那么,对于李世民的提问,许敬宗是怎么回答的呢?

    许敬宗回答说:“渎之为言独也,不因余水独能赴海也,济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。

    这也算是一个回答。

    然而,这个回答,能令人信服吗?

    济水,真的是“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吗?

    那么,古人是如何知道其“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的呢?

    其实,不要说古人不可能知道济水为什么“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,就是现代人,也不可能知道。

    因为,济水根本就不是什么“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,她其实根本就是两条河流,却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一条河流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济水是两条河流,却会被人们认为是一条河流呢?

    这恐怕,还得从济水这个“济”字的历史渊源,去寻找线索。

    “济”,本义为动词,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,以统一的节奏发劲,整齐划桨,强渡激流的意思。

    这就是说,这两条河流之所以被命名为“济水”,就是因为,在这两条河流上,都发生过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,以统一的节奏发劲,整齐划桨,强渡激流的事件。

    那么,这个事件,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?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记载:“诸侯有共工氏,任智刑,以强霸而不王。以水承木,乃与祝融战。不胜而怒,乃头触不周山崩。天柱折,地维缺。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,断鳌足以立四极,聚芦灰以止滔水,以济冀州。”

    历史上与“济”相关的历史事件,只有女娲氏“以济冀州”,被载入史册。

    那么,女娲氏是从什么地方“以济冀州”呢?

    我们通过考古遗址,看女娲氏部族从甘肃、陕西向河南、山西发展的态势,他们“以济冀州”的地方,不正是应该在河南省河源市的沇水之下游吗?

    所以,沇水的下半段被称为济水,那不正是由于女娲氏“以济冀州”的故事,就发生在那一段河流之上吗?

    那么,为什么在山东那边,与古黄河平行,从南向北流入渤海的那一条河流,也被称为济水呢?

    那就应该是,共工氏部族在女娲氏部族的帮助下,打败了河北的黑龙氏部落之后,就又迅速地强渡这条河流,进入山东,与山东地区的祝融氏部族的部队进行决战。

    为什么共工氏部族会进入山东,与山东地区的祝融氏部族的部队进行决战呢?

    因为,这时候的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,正在山东,与山东地区的原住民——北辛文化的主人们进行一场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的大战。

    共工氏部族,就是乘着祝融氏部族后方空虚,然后,洪水爆发,也不利于祝融氏部族之主力部队的回撤,所以才举行起义的。

    而他们的起义,又得到了女娲氏部族的强力支持。

    所以,他们就乘胜前进,渡河去帮助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,与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。

    这样,将山东与河北分开的那一条河流,后来就也被称为“济水”。

    由于相距遥远的两条河流,因为同一个历史事件,而被命名为同一个名称,都被称为“济水”,所以,后来的人们,就干脆把它们想象成是同一条河流,同一条——“济水”。

    这样,才有了这条“济水”的“三隐三现,神秘莫测”,才有了这条“济水”的“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”。

    “济宁”,这个地名很有意思。

    “济”,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,以统一的节奏发劲,整齐划桨,强渡激流的意思;“宁”,是“贮”的本字,本义是将宝贝等贵重珍宝,储藏在精致的木匣抽屉里。

    那么,“济宁”,就是众人强渡激流之后,贵重珍宝就得到了很好保存的意思。

    这不就是说,是共工氏部族强渡激流,支援山东地区的原居民,在这里打败了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,从而使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,捍卫了自己的领土,保卫了自己的家园,贵重珍宝得到了保存吗?

    当然,没有史籍记载,济水,是因为女娲氏“以济冀州”而得名。

    没有考古发现,证明济水,是因为女娲氏“以济冀州”而得名。

    没有史籍记载,济宁,是因为共工氏援助山东而得名。

    没有考古发现,证明济宁是因为共工氏援助山东而得名。

    没有史籍记载,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,拔除门牙,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和祝融氏部族打仗,他们自认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于“石运”。

    也没有考古发现,能够证明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,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和祝融氏部族打仗,他们自认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于“石运”。

    然而,又有谁能够证明,济水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得名?

    又有谁能够证明,济宁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得名?

    又有谁能够证明,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,拔除门牙,是因为别的原因?

    我们说,无色无味,透明的液体,就是水;有人说,这不对,这不“科学”,只有证明液体里面的元素是由氢和氧组成,才能确定它是水。

    小鸟说,我看到树干上的那个地方,和其它地方不一样,那里的树皮下面一定有虫子;蚂蚁说,这不对,这不“科学”,一定得等我进入树皮的里面,找到了虫子,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虫子。

    中医说,病人感冒,是外感风寒;西医说,这不对,这不“科学”,“科学”发现的“事实”是,病人的体内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。

    中国人说:“年、月、日”;西方人说:“日、月、年”。

    中国人说:“中国制造”;西方人说:“制造在中国”。

    中国人讲“阴阳”,西方人讲“科学”。

    在西方人、以及一些皈依于西方“科学”文化的人士看来,因为,“阴阳”不“科学”,所以,“阴阳”就不是真理。

    然而,当面对疫情,“科学”的西医迟迟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,“阴阳”的中医却能够立竿见影,大大地缓解疫情时,“科学”的真理性,又在哪里?

   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讲“阴阳”的中华文明,都是遥遥领先于讲“科学”的西方文明,那时候的西方的“科学”之真理性,又在哪里?

    “阴阳”与“科学”,只是两种角度不同的思维方式,她们都能够通向真理,但她们本身,都不是真理。

    “阴阳”,是人们以事物本身为原点,向外看,然后认识事物;“阴阳”,就是人们把看到的事物与其环境作比较,从而认识到事物的特征与性质。

    “科学”,是人们从事物的表面向内看,然后认识事物;“科学”,就是人们把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解,从而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组成结构。

    角度不同,都有自己看得到的地方,也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。

    所以,凭什么把“科学”当真理,把“阴阳”当成是“不可理喻”呢?

    “阴阳”性的思维方式,固然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全部,她所得出的结论,固然不能等同于真理,然而,她至少是追求到了部分的真理,她能够为我们追求到全部的真理,指明方向。

    “科学”性的思维方式,固然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内部,但是,事物的内部,并不等于事物的全部,事物的内部,是要受到事物外部之环境影响的,看到了事物的内部,并不等于是掌握了全部的真理,最多,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真理而已。

    所以,“阴阳”需要“科学”补充,“科学”也需要“阴阳”补充。

    而在实际的面对世界的时候,我们,更容易看到事物以及事物的环境,而不容易看到事物的内部。

    所以,先用“阴阳”性的思维方式掌握一部分真理,再通过所掌握的一部分真理,去进行“科学”性的研究,就可以得到全部的真理。

    这就是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。

    在没有掌握全部的证据的情况下,我们通过部分的证据,来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,这不“科学”;但是,她很“阴阳”,她并不是完全不能通向真理。

    啄木鸟并不是只有看到虫子,才能够断定树皮下面有没有虫子。

    这是因为,它判断树皮下面有没有虫子的标准,和蚂蚁判断树皮下面有蚂蚁虫子的标准,是不一样的。

    执迷于只有“科学”才能够通向真理的人,那是有病,得治。

    第九节   以立四极

    《三皇本纪》曰:“诸侯有共工氏,任智刑,以强霸而不王,以水承木,乃与祝融战。不胜而怒,乃头触不周山崩。天柱折,地维缺,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,断鼇足以立四极,聚蘆灰以止滔水,以济冀州。天是地平天成,不改旧物。”

    这一段话中,共工氏“以水承木,乃与祝融战”,前面已经讲过;女娲氏“乃炼五色石以补天”、“聚蘆灰以止滔水”、“(杀黑龙)以及冀州”,前面也已经讲过;剩下还有“不胜而怒,乃头触不周山崩,天柱折,地维缺”,和女娲氏“断鼇足以立四极”、“天是地平天成,不改旧物”这几句话没有讲。

    “不胜而怒,乃头触不周山崩,天柱折,地维缺”这句话,显然是描述共工氏“乃与祝融战”的结果,就是说,共工氏虽然没有战胜祝融氏,却也撞垮了祝融氏本来就不周全的江山,使得天下大乱。

    为什么祝融氏的江山不周全呢?

    因为,祝融氏部族的神位,应该在东方泰山,可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泰山,而是在与山东土著们激烈争夺泰山,他们部族的神位没有归于正位,所以,他们的江山不周全。

    “天是地平天成,不改旧物”这句话,其中的第一个“天”,应该是“于”字的错写。

    这句话,其实应该是“于是地平天成,不改旧物”,就是天下恢复了秩序,规则照旧不变的意思。

    那么,女娲氏“断鼇足以立四极”这句话,应该怎么理解呢?

    “鳌”,就是海中畅游不羁的巨龟大鳖。

    “鳌足”,就是巨龟大鳖身下的那四条腿。

    “断鳌足”,显然就是要让巨龟大鳖安定下来,不再在海中畅游不羁。

    那么,这是个什么意思呢?

    这显然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,就是,把天下比喻成一个巨龟大鳖,而把当时天下的四大部族——女娲氏部族、祝融氏部族、共工氏部族、山东土著部族,比喻成天下的四条腿。

    “断鳌足”,就是要让天下的这四大部族各自收敛性情,不再相互攻伐了。

    只要天下的四大部族不再相互攻伐,天下,就安定了,人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

    关于女娲氏的这个“断鳌足”,有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,是确有其事的。

   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里,就出土有“无足玉龟”。

   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无足玉龟

   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中,也出土有“无足玉龟”

    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“无足玉龟”

    还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遗址里,虽然没有出土“无足玉龟”,却也出土有龟壳。

    龟壳,不也是无足的么?

    只是,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,并不崇尚玉石文化,所以,他们就不会制作“无足玉龟”罢了。

    而龟壳的出土,与无足玉龟相印证,也就能够说明,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,也是具有“断鳌足”之理念的。

    这就是说,女娲氏“断鳌足”,其实是向天下发出了一个倡议,提出了一个号召,而她的这个号召,也是得到了各方响应,并且成为了天下的共识。

    当然,有人会说,玉石文化属于庖犧氏部族的文化,加上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龟壳,这也只能算是庖犧氏部族和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部族两个部族响应了“断鳌足”的号召,反倒是发出这个号召的女娲氏部族自己,他们后来的庙底沟文化中,却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文化迹象,还有共工氏部族所在的河北、河南,也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文化迹象,这,又怎么解释呢?

    老曹认为,庙底沟文化,由半坡文化转变而来,又从甘陕晋地区扩展至河北、河南地区,这就是女娲氏“以济冀州”之后,他们部族的文化,和共工氏部族的文化发生了同化——庙底沟文化,就是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同化后所共有的文化;而庙底沟文化遗址中,之所以没有“无足玉龟”或龟壳一类“断鳌足”的文化痕迹,是因为,神农氏部族,当时拥有炎帝职位,共工氏部族,当时拥有后土职位。

    现在的北岳恒山,还有后土夫人庙。

    北岳恒山后土夫人庙

    为什么北岳恒山会有后土夫人庙呢?

    这是因为,北岳恒山,是共工氏部族的神山;后土夫人,就是共工氏部族的首领。

    后土就是司土,司土就是司地。

    神农氏司天,共工氏司地,他们一个是炎帝,一个是后土,就相当于后世神话中的一个是龙王,一个是龟丞相。

    我们从贾湖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龟壳中,就可以知道,龟,是古代中原地区人们的通灵之物,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。

    因为,最早的丞相——后土,就是由以龟为图腾的共工氏部族的首领所担任的,所以,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丞相,就是龟,为龟丞相。

    由于创造庙底沟文化的两大部族——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的首领,除了管理各自的部族之外,在天下,还有更高的职位——炎帝与后土,所以,他们就不屑于以“无足玉龟”或龟壳,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。

    也就是说,“无足玉龟”或者龟壳,在凌家滩文化、红山文化,以及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,都是显示墓主的身份,为他们部族的首领。

    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的首领,不屑于以“无足玉龟”或者龟壳来显示自己的身份,这并不表明,他们没有接受“断鳌足”的理念。

    那么,“立四极”又是什么意思呢?

    “极”,就是承载物品的木架子。

    “四极”,就是四个承载物品的木架子。

    “立四极”,显然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,就是将天下四大部族比喻成四个具有承载力的架子,让他们各负其责、各自保持独立、也相互尊重其他部族的独立。

    显然,这是一个与“断鳌足”相配套的倡议与号召。

    那么,这个“立四极”的倡议与号召,结果如何呢?

    我们来看看四灵神兽吧。

    四灵神兽

    四灵神兽,就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兽。

    所谓左青龙,右白虎,南朱雀,北玄武。

  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四灵神兽代表四方之神,具有正气镇煞的作用。

    其中,青龙,就是东方之神,对应东方的天上七宿;白虎,就是西方之神,对应西方的天上七宿;朱雀,就是南方之神,对应南方的天上七宿;玄武,就是北方之神,对应北方的天上七宿。

    那么,大家可曾知道,这四灵神兽,都是怎么来的呢?

    我们先来看看东南西北四岳。

    东岳泰山

    西岳华山

    南岳衡山

    北岳恒山

    东南西北四岳,分居四方,分别是当年四大部族的神山。

    其中,东岳泰山,是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神山;西岳华山,是神农氏部族的神山;南岳衡山,是伏犧氏部族的神山;北岳恒山,是共工氏部族的神山。

    如果我们仔细品味一下“四岳”的每个山岳之名称,就会发现,这里面,其实是很有意思的。

    东岳,之所以名为泰山,应该是因为,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,也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,以“泰山石敢当”为信念,抵抗住了当年的祝融氏部族,也就是庖犧氏部族的进攻,“降妖除魔”,赢得了他们部族之命运的通泰,所以,他们就命名他们的神山,为泰山。

    泰山之名,一是纪念他们祖先的功绩,二是祝愿他们部族的族运,永久通泰。

    泰山还有一个名称,叫岱山。

    这个岱山,应该就是庖犧氏部族“东封泰山”的时候,给这座山所取的名号,意思是,他们部族在渔猎时代过去、农业时代到来的这个新时代里,成为了新的天下霸主,所以,他们的部族之神,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神,他们就命名他们部族的神山为岱山。

    但是,庖犧氏部族,也就是祝融氏部族,并没有完全占领泰山,反倒是在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争夺泰山的过程中,打了败仗,甚至连老家也回不去了,他们的王,被迫带领一部分人逃向湖南。

    所以,岱山的这个名号,也就没有被叫响,只是作为泰山的别号,而时常被后世的一些喜好玩弄典故的文人骚客们所引用。

    西岳,之所以名为华山,应该是因为,西岳是女娲氏部族,也就是后来的神农氏部族的神山。

    女娲氏部族,原本与庖犧氏部族是同胞兄妹,都是华胥氏和宓犧氏部族的后裔。

    庖犧氏部族离开他们的老家成纪——如今的甘肃天水秦安地区之后,女娲氏部族“代宓犧立”,顶立着华胥氏和宓犧氏部族的门户。

    他们的祖先是华胥氏,所以,他们就命名他们的神山,为华山。

    南岳,之所以名为衡山,应该是因为,祝融氏逃到湖南,变为伏犧氏之后,并不甘心失败,还是念念不忘重新回到中原、称霸四方、制衡天下,所以,他们就命名他们部族的神山,为衡山,以激励他们的子孙后代,不忘初心。

    衡,就是制衡天下的意思。

    北岳,之所以名为恒山,应该是因为,共工氏部族作为河南、河北等中原地区的原住民,他们曾经被庖犧氏部族所征服,好不容易赶走庖犧氏部族,赢得了独立自主,他们庆幸自己的江山失而复得,惟愿江山永恒,所以,他们就命名自己部族的神山,为恒山。

    比较扎眼的是,共工氏部族的领地,大部分在河南、河北的中原地区,为什么他们的神山,却被选择在偏远的北方呢?

    很显然,庖犧氏部族,就是从燕山之北南下入主中原的,而且,庖犧氏部族的后裔,也大多数还是生活在燕山之北,为了防止庖犧氏部族的后裔再度南下入侵中原,共工氏部族,就不得不把自己部族的防御重心,设立在北方,所以,他们的神权与政权机构,当然就会随着他们的防御重心,也是设立在北方,以随时能够及时地应对来自于燕山之北的威胁。

    东南西北四岳分别为四大部族的神山,那么,他们四大部族的神灵,也就是他们的图腾,分别是什么呢?

    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的图腾是海鹤,伏犧氏部族的图腾是蛇,神农氏部族的图腾是蛙,共工氏部族的图腾是龟。

    那么,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四灵—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。

    其中的青龙,不就是伏犧氏部族的图腾蛇吗?其中的朱雀,不就是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海鹤吗?其中的玄武,不就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龟吗?

    只有白虎,与神农氏部族的鱼或者蛙,沾不上边。

    这是什么原因呢?

    听说过“鲤鱼跳龙门”吗?见识过“青蛙转龙蛙”吗?

    因为女娲氏和神农氏部族的神灵,太过阴柔,就连他们自己的后裔们,也不喜欢,所以,就导致他们的图腾后来发生转化。

    那么,为什么会转化成白虎呢?

    我们看看6400年前,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。

   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。

    这个天盖墓中,是不是有左青龙,右白虎?

    有人会说,不对啊,这明明是右青龙,左白虎。

    其实,所谓的左青龙,右白虎,是人们面北朝南时候的左青龙,右白虎。

    而这个墓主,是头朝南,脚朝北的。

    所以,就搞成了这个右青龙,左白虎的样子。

    这个天盖墓中有青龙白虎,却没有朱雀玄武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    这是因为,这个天盖墓,出现得太早了,早到朱雀、玄武,还没有与青龙、白虎组成一个系统。

    也就是说,星宿文化,是起源于庖犧氏部族,而庖犧氏部族,原本的思想意识中,是没有把共工氏部族和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,纳入到他们庖犧氏部族以及女娲氏部族的平等并列之地位的。

    在庖犧氏部族的思想意识中,原本只有他们庖犧氏和女娲氏部族的神灵,才是分列东西,地位平等的。

    而他们不喜欢女娲氏部族的神灵太过阴柔,所以,他们就自作主张地,将女娲氏部族的神灵换成了白虎。

    后来,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,庖犧氏部族的后裔,就接受了女娲氏部族“立四极”的思想,从而将共工氏部族的图腾,和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,纳入和他们庖犧氏以及女娲氏部族部族的图腾平等的地位,这才有了东南西北四灵。

    而在这东南西北四灵中,原本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神灵,是在东方,也就是朱雀应该在东方,为什么四灵中的朱雀,却在南方呢?

    这是因为,他们庖犧氏部族属于“木德王”,他们庖犧氏部族的神灵青龙,要占据东方,所以,朱雀,就只能去南方。

    所以,四灵,是由东南西北四岳的神灵演化而来的;四灵,是庖犧氏部族的后裔,接受了女娲氏部族“立四极”的思想的结果。

    而“四极”既立,“中”,就必然在其间。

    在我们在领略东南西北四岳之间的对称性时,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,在四岳之中,还有个中岳嵩山。

    那么,这个中岳嵩山,是哪个部族的神山呢?这个中岳嵩山的神灵是什么呢?

    中岳嵩山,不是哪个部族的神山,她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神灵。

    中岳嵩山,其实就是“以立四极”的结果。

    “四极”既立,就必然要有一道“中气”,贯穿其间,以确保各方之间关系的融洽。

    所以,中岳为“嵩”,她就是最高;她就是在四岳之中、在四岳之上。

    从庖犧氏入主中原、称霸天下,到女娲氏“杀黑龙以及冀州”、“断鳌足以立四极”,天下,不但在文化上有了一个“中道”思想,更在政治上有了一个“中道”体制,中华民族,就从此诞生。

    不过,这时候的“中道”思想,还很稚嫩;这时候的“中道”体制,也很柔弱。

    所以,她注定要经历发展,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练。

    但是,既然“中道”已立,她也就必然会砥砺前行,必然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回环之中,步步升级,御行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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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根简介


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,高中文凭,农民工,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,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《易经》的思考研究。关注中国现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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